“西式中国风”的大众化_

前 言

对日本人来说，上海是最具有亲近感的海外国际都市。从历史上来看，直到中日战争时期，最多曾有10万左右的日本人居住在上海，近年，从长期居住于海外的日本人数来看，上海又位居首位，2010年已超过了5万人再从到上海旅游的游客人数来看，日本人一直是最多的。比起中国的首都北京，日本人多有偏向游访上海的倾向，而且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倾向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日本人为何如此偏好上海呢？

本文从日本游客看待上海的视线变化这一角度，来描述20世纪上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清末民国时期，作为“国际大都市”繁华一时的上海，直到1980年代外国游客再次能随意游访之后，它的近代式繁荣才被重新发现，在不时地勾起日本人的怀旧乡愁的同时，确立起了上海的新都市印象。在同一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媒体上外国游客也时常登场，在这种有时可以说是对国外游客的看法太在意的背景下，上海的旅游城市化进程开始了。本文的目的是以中日两国的杂志，报纸为第一手资料，来具体考证上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

在此考证中，本文沿袭“西式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一术语来描述日本游客看待上海的视线。“西式中国风”（chinoiserie）源于法语，意思是对中国的喜好，原本是指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上层社会中流行的中国式美术工艺品、装饰品、建筑物等。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些都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 。另一方面，在二战前的大正昭和时期，经历了近代化、西方化的日本，一些文人对中国及中国的风俗物产表示出特别的爱好和憧憬，这种所谓的趣味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并且，在1970，198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相关的商品、香港电影等流行热潮也被通俗地统称为“西式中国风”。与其说这是对现实中国的理解，不如说这也是印象先行的一种表现，而且大都是指为了体验异国情趣的西洋的代用品、甚至西洋化的中国，这与“西式中国风”的原意也是相通的。

在本文中，用“西式中国风”来表述日本观光媒体构建的上海印象。因此，相对于“西式中国风”的原意，即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通过西式变色眼镜过滤后的中国，又或是西方人的中西文化结合，本文把这一词的内涵扩张，主要是指日本人想像中的西式化的中国，日本人对西式化中国的幻想，或是日本人的中西文化结合。

一、民国时期，“魔都”印象形成

日本大众媒体看待亚洲城市的眼光中有一种基调，这种基调源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中时常登场的成年男性的看法，即恶劣的治安和妖娆的女性。当时日本人以曾未有过的规模大批旅访民国时期的上海，因此上海成为了上述亚洲城市印象形成的契机。

不少研究表明，1910-20年代，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等名作家发表了一些以中国为舞台的，或者有中国的风俗物产登场的小说、随笔，正是这些带有异国情调幻想的作品，成为了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之间普及“趣味”的契机。1923年第一次访问上海，翌年发表了小说《魔都》的村松梢风，也是亲身体验并以文笔表现当时的“趣味”的文人之一。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同时也是与危险的犯罪仅一线之隔的娱乐城市，这种看法与“魔都”的名称一起为一般日本大众所知。

例如，在《大上海要览·指南》（浜田峰太郎编，1935年）中，一边介绍模仿好莱坞电影明星穿着打扮的“摩登小姐”，花柳界、电影院、赛马场等“风流场”，一边又详细描写黑心肠的人力车夫、“鸦片与赌博”、“乞讨集团”，以及让日本女性心惊肉跳的“绑票公司”，并作了如下评述：

被日本所了解的上海实际上是‘魔都上海’。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到上海来的日本人都具有很重的猎奇心。他们大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心理，即寻访他人未知的上海。他们一回到日本，就马上得意地挥笔，洋洋洒洒地描写那些即使在上海呆了几十年不特意去挖掘也不知道的事，又或是那些在拥有300万人口的大上海仅在某一处、两处发生的事。而他们的读者大部分则是那些从来也没离开过日本这一岛国的国民，由此这些足不出户的‘少爷们’对他们的描述深信不疑，而且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传播。慢慢地，从两个人增加到三个、四个，并随着岁月不断积累，最终造就了‘魔都上海’。但这只是日本人看到的虚幻的上海。

另一方面，清末时期，有法国留学经历的褚民谊在1930年1月的《旅行杂志》（第4卷第1号）中，从多个角度把上海与巴黎进行了对比，对上海的旅游现状进行了批评性分析。例如，褚指出，“上海与巴黎的繁盛，表面虽很相似，而其实则大有不同。巴黎的繁盛，建筑于文化工商发达之上，其繁盛久而弥固。上海文化既极幼稚，工商业操于外人之手。我国不过仰人鼻息，而所谓繁华，亦不过妓寮、娼馆、赌场烟窟，特别发达而已。这种繁华可以说是空虚的”。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旅游媒体所营造的上海旅游城市化是从注重外国游客的看法展开的，因此在与国外城市的比较中，中国特色多被贬为批评对象。直到1980年代以后，上海才在中国特色中发现了充分的商品价值，并加以积极发挥。

从整体趋势来看，民国时期的上海，当地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批判上海的落后性的同时推进了上海的旅游城市化，与此相对，去过上海的日本游客则主要是从玩乐的角度营造出充满刺激和浪漫的氛围，把上海当作一座非日常化的、梦幻性的旅游城市。此种对上海旅游产生的意见分歧始于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20世纪初，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以后。

1958年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曾这样写道，“战前的上海，或被称为犯罪都市，或被称为魔都，是恐惧和魅力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化大都市，对此我们还记忆犹新。但新中国的诞生使现在的‘香港’取代了‘上海’的位置” 。也就是说，对日本来说的“魔都”，从战前的上海转到了战后的香港。到了1980年代，当大批日本游客再次访问上海时，战前对上海的“魔都”印象则引发了日本人的怀旧乡愁。

二、解放初期的上海旅游

日本人的上海之旅经过战后的断绝、停滞，到1960年代已有恢复，众多的友好访问团被组织到上海旅游。但日本游客看待上海的的眼光在战前与战后有了重大变化。例如，1967年9月，青木千枝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视察了中国。她在上海看到的是，“拥有沾满了汗水和油污的粗壮大手的劳动人民和展现纯净笑脸的年轻人”，在她眼中，上海是一座“带着劳动人民的自豪，能身穿工作服昂首挺胸阔步行走的城市”。青木在当时的上海中看到了东京的缩影，既不是浅草也不是银座，而是联想起了“江东的工厂地带”。面对如此的上海，青木兴奋不已，她模仿老舍的文笔喃喃言道“我热爱上海”，模仿毛泽东语录呐喊道“上海是劳动人民的，世界是我们的”。可以说青木所看到的上海，已不是曾经魅惑过日本男性旅客的、充斥着与妖艳娼妓罗曼史的城市，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理想的梦中乐园。

在1960到1970年代的上海，政府对“主人的待客之道”与“客人的眼光”进行了彻底管理，上海可以说是被建设成为了一座……主题公园。例如，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在1971年，分5次接待了日本的学生访中团，共计200人次以上。

此外，1972年4月，在接待日本教育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的前身）的记者班采访时，外交部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写的“参考资料”中，收集了采访负责人馆公明的言论，并分析道他是“中间派人物”。并且，在向少年宫（中小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施）的孩子们提出“除了毛泽东以外，你还尊敬谁？”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课本上出现的雷锋、王杰、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名字。主管安排这次采访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此大加赞赏。另外还有这样的报道。当电机厂的技术员被出乎意料地提问到工资时，按实情回答了，这部分内容被重新拍摄了。

如上，在外国人参观的工厂，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等）及公共设施中，看到的是按照指导进行的，就像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一样。但同时，也当然存在一些脱离管理的事件。例如，意大利亚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导演好不容易得到周恩来的许可拍摄的纪录影片《中国》（1972年）。拍摄中，米开朗基罗突然变更了在豫园的拍摄计划，由此成功地拍到了茶楼，茶客及孩子们的真实一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起到1970年代的上海旅游，是以“人们要看社会主义就应该到中国来”这一目的，在这个大框架中中日友好氛围也越演越烈 。但当时能到上海访问的只是那些符合政府意向的人物、团体及媒体，而且他们所能看到的都是“游乐设施”。确实，虽说上海的“主题公园化”是按照社会主义展开的，但这只是局限在少数面向外国人的场所，参观这些场所的外国人也仅占少数。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上海的旅游城市化过程中，面向外国人的设施及内容首先被扩充，而面向国内及当地人的设施建设却大大落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以后。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偏重的旅游城市化

1978年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战略，加大了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力量，开始更积极地接收外国游客。中国之旅曾一直是通过政府或友好团体进行组织的，但在1979年7月向一般的民间旅行社开放了。1981年7月，积极吸引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被认定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同年末，作为试点，首次许可了到北京、上海的自由行（只需交机票和住宿费用，到了目的地后自由活动）受到了日本年轻人的好评。从1981年至今，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不断增加，而且日本直到1992年被俄罗斯超越前，一直是游客人数最多的。上海一跃成为以日本人为首的外国游客关注的城市。1980年代以后，上海超过了首都北京，与香港、台北并列成为了最频繁登场于日本媒体的中华圈城市。同时，访问上海的日本游客一直多于访问北京的日本游客，这种倾向在其他外国游客中显然是个例外。

到了1980年代，在真正意义上的全市性旅游城市化刚开始不久的上海，还可以找到从1950年代一直持续着的比起国内游客更重视国外游客的倾向。例如，面向外国游客的大型高级宾馆数量众多，而面向国内中下层人民（一般职员、工人、学生等）的中小型宾馆数量不足。甚至，中国人进入大城市的大型宾馆时需要登记；向外国人开放的迪斯科舞厅中国人不能进（需要有外国人同行才能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在面向外国人的友谊商店，中国人只是张头探望一下就会遭到白眼；在旅游景点外国人与中国人不能同行，中国人要给外国游客让道等。

在这样的偏重国外的观光旅游界，外国旅游团的导游成为了热门职业，1980年代末上海的某名牌外语大学的学生中百分之八十希望在国际旅行社当导游。导游们特别喜欢带花钱慷慨的日本、中国台湾旅游团。他们带着日本、中国台湾的游客去商店购物，渐渐地索求的回扣也越来越多。据说1980年代他们无非要一些只价值数元的茶点、内衣、袜子等，但到了1990年代常常索要营业利益额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导游与出租车司机，一同被作为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不求服务水平提高的典型，被指责为贬低了国际城市形象，给上海旅游业带来了不良影响 。

四、具有怀旧乡愁的未来城市

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游客之所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上海所吸引，不仅是因为可以多少把一些对社会主义的空想变为现实，还因为可以感受到对作为国际城市曾繁盛一时的上海乡愁。到1980年代初期为止，去上海的旅游访问是以那些有着特殊感情、信念的日本人的友好访问为主，特别是曾经在战前的上海居住过的，故地重游的日本人为数不少。例如，直木奖获奖作者的安西笃子在1978年10月，重游40年前曾小住了一年的上海山阴路（旧称施高塔路），在那儿还凑巧地遇到了来自长崎西部小学的恩师。安西把当时的中国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对中国的感情比喻为“虽然自己还是迷恋不已，但已与他人结婚的旧时恋人” 。

有关战前的上海，就算没有实地去过上海的日本人，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介绍了解到她过去的繁荣。例如，1947年上演的松竹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地狱之脸》以上海为舞台，迪克·峰在主题歌《夜雾的布鲁斯》中唱到“是梦中的四马路还是虹口的街道”。之后，这首歌不仅被弗兰克·永井、石原裕次郎、鹤田浩二等翻唱，而且作为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电影《夜雾的布鲁斯》（日活电影制片厂，1963年）被搬上了银幕。另外，斋藤怜的戏剧《上海浮生记》描写了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夜1936年的初夏来到上海的日本爵士乐手们的恋情和梦想，1979年公演后久演不衰，并在1984年和1988年被拍成电影，在当时的年轻一代中悄悄地掀起了一股老上海热。例如，1987年《朝日演艺》杂志的头版报道题为《上海历史的厚重感现在最时尚》，内容是采访为了听和平饭店的酒吧爵士演奏而决定去上海渡蜜月的情侣，报道评述道，“似乎日本的怀旧热潮不仅只是停留在日本国内的探究，还漂洋过海地蔓延到了上海” 。

但1980年代去上海的日本游客，不仅仅只是沉浸在老上海的怀旧乡愁中。十分有趣的是，作家荒俣宏在1987年访问上海时，用的却是游览主题公园的眼(曹县人为什么被全国骂？曹县人为什么被全国骂有两个说法，说法一：主播把曹县搞得乌烟瘴气。说法二：有些人嫉妒曹县在短视频平台火起来。现在曹县已经牛逼到被大家称为北上广曹，曹县人被全国骂同样是网友的调侃。)光来看上海的。借用他的话来说，1980年代的上海“市内都是近代建筑物的展示场所”，充斥着“胜过‘银翼杀手’电影场景不知多少倍的颓废感”，在这里“可以提前体验一下不久将来在东京的生活”。同年，荒俣宏参加的“路上观察学会”，边走边仔细观察了上海的街道马路，发现了租界时期各国设计的阴井盖、消火栓、雕刻在建筑物上的年号、星形图案、雕像等。对他们来说，不仅是租界时期的现代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性现实主义”也已被利用来打造上海都市景观的主题公园化了。

如上所述，可以说日本游客的这种几近狂热的怀旧眼光，是走在了上海当地人前头。而这种眼光又被当地旅游文化所吸收，促进了1980年代末上海城市空间的“历史博物馆”化。例如，1989年1月，华亭宾馆举行了以“上海1920年”为题的鸡尾酒会，特意借来电影场景在大宴会厅重现了68年前的上海，并展示了茶楼、弄堂、黄包车（人力车）、露天小摊等。这是华亭宾馆主要以外国游客为对象进行的首次市场营销策略的尝试。另外，直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上海的新闻报道也展开了这样一种议论，即应充分利用中共一大会址、鲁迅纪念馆、孙中山故居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把上海整个城市建成一个“近代历史博物馆”。

五、1980年代的上海旅游和“西式中国风”

在日本媒体中，作为描述上海的代表性词汇，与“怀旧乡愁”相并列的是“异国风情”。为了强调异国情调，有时用片假名“■”来表示上海 。而到访的日本游客，不论是感受到过去的乡愁，还是幻想未来，当他用观光客的眼光来看上海时，大都是被西式化的中国，或是通过西式变色镜看到的中国而吸引。

这种西式中国风的眼光特别是在女性杂志中介绍较多。游访中国的日本游客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近几年也不到百分之三十，比起美国、韩国的女性游客要少百分之十，整体走势较低。但在1980年代中期，可以观察到一个高潮，笔者推测在这期间在日本女性中首次掀起了中国旅游热潮。1985年7月，连接大阪、神户与上海之间的定期班轮鉴真号实现首航，之后低于10万日元的上海游开始出现在旅游市场。这一来同年10月，女性杂志《an·an》就刊登了一组“上海旅游”专集，介绍了当时还算不上高品位的上海西洋文化。在这个专集中，是这样介绍上海的，“（上海）有着伦敦人式的潜力，人口密度超大，以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不可思议地相匹配的巴黎街道风景。上海是所散发着妖异气息的中国第一国际都市。”并被加上“现在，比起香港绝对有意思的城市”这一标题，具体介绍了当时“最受上海女孩欢迎的约会路线”中的舞厅，被上海化了的西洋料理 。

另外还有以下的例子。1987年10月发行的《女性自身》杂志中，介绍了通过公开评选后选出的2位代表时尚的“女性自身小姐”游览“浪漫上海”，把上海描写为“可以同时体验过去和未来，西洋和东洋不可思议的城市”，“带有西洋味的城市”、“魅惑之都”。在这里所强调的也是在租界的嘈杂和喧噪中显示出的怀旧和异国情调。而1987年的杂志《■》（意为已婚女性），刊登了去上海品味“现代主义”的旅游专集。在此专集中，作为现代主义标志的是外滩的古典西洋建筑群，这些建筑物的尖塔、半圆形屋顶、钟台，拥有“上海香榭丽舍景观”的淮海路，以及在中国纺织品出口公司上海市服装分公司的协助下模特儿身着的欧美名牌时装 。

这样的一种与怀旧乡愁结合在一起的西式中国风的眼光，不仅是女性，在“男性步行上海游”中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1992年日本航空的宣传杂志《WINDS》的专集“男性看上海”中，演员小林薰坐在从外滩到长江的游览船上，想起130年前第一个访问上海的日本人高杉晋作、中日战争之前来到上海的众多日本人而感慨万分，在外滩沿江一带“抬头望去只见欧洲风景”，一走到小路有一瞬间会陷入一种“走在纽约市中心的错觉”，会把中国内部打造的西洋·上海外滩当作西方内部打造的中国·纽约唐人街，“西洋和中国在街道景观中渐渐失去了两者的分界线” 。

与此观光者的视线相呼应的是，1980年代在日本国内兴起的西式中国风。例如，1979年夏，Pink Lady（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女性2人演唱组）在电视上谈到为了美容与健康而常喝乌龙茶，结果引发了乌龙茶热 ，1981年3月伊藤园开始出售罐装乌龙茶 ，同年12月三得利也跟着销售。接着，三得利乌龙茶的电视广告、宝酒造的“让冰块浮起，上海加冰”绍兴酒（大地真央出演，1986年）广告受到各界关注。在这些广告中所表现的是“作为异国空间的中国印象”，这与受到“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现实相差甚远 。

当时日本的百货商店常常举行中国产品展。特别是西武百货店（池袋店）早在1979年1月就举办了中国工艺美术品展览贩卖会 ，1980年7月，与北京对外贸易总公司合作成立了北京西武，销售北京市的特产（工艺品、饰品、绒毯等）。1988年10月，西武百货店举办了“西桑的中国博览会”，有乐町西武举办了“上海杂货游览市场”，有“音乐茶座”的再现，和平饭店的爵士演奏，豫园商场大新照相馆的免费人物肖像照，各种小商品的贩卖等。池袋店在小篠纯子（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精选下举办了“中国杂货市场”，涉谷店举办了“上海市场”。这些活动都起用了演艺界人士，还与大众杂志的各种企划连动 ，可以说当时的西武百货店引领了日本的西式中国风。　

六、看待外滩的眼光

1980年代末，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局提出要对去海外旅游人数剧增的日本市场作重点开发。但中国和日本的媒体对上海观光所持有的不同看法与战前毫无变化，在1980年代也一直持续着。

在日本的观光媒体大肆渲染上海异国风情时，上海当地的媒体却常常对上海作为旅游城市的落后性进行批判。换而言之，即直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上海的观光旅游是非常单调的，“外宾来沪老是被安排去看杂技的现象” 随处可见，“住在虹桥宾馆，吃在华侨饭店，玩在豫园”，如此单调的观光模式实在是缺乏魅力 。外国游客以团体旅游为中心，饮食和住宿都是统一安排的，因此在有特色的饭店吃饭也成了一件难事，饭菜的品种也非常单调 。而在上海友谊商店（1958年开业）等面向外国人的商店中所销售的商品，样式又旧，品种又少，包装又难看，常常让游客失望。当时的日本游客们对上海抱着很大的期待，希望上海能赶上香港成为“中国的购物中心” 。以下，用外滩为例来具体看看与日本人想象中大相径庭的上海观光的现状。

外滩的景致又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 ，至今还是上海最大的旅游观光资源，也是日本人西式中国风的起源。但实际上，外滩呈现的是“百业‘经商风’”，沿岸摆着大量拍照、卖面包、小吃、煮鸡蛋的露天摊贩，还聚集着很多乞讨者。外国观光客刚从巴士下来，手拿明信片、T恤衫、印章、鲜花等的小贩们就边用外语大声叫价，边把游客们包围起来了。露天小贩常常开出天价，贩卖次品、伪劣商品，把游客不需要的商品硬塞给游客，遭到拒绝后还谩骂不止。在这些小贩中，有下放青年，外来人员，改革过程中的掉队者，被解雇人员，海归人员，工厂职工等，可谓身份繁杂。从1988年开始，警察巡逻队开始巡逻，但巡逻人员的午休（11点到13点）与下班后（17点到21点）的时间便成了小贩们的生意时间。黄浦区区政府在1988年专门成立了外滩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来应对，但状况却没有太大改善 。

1989年4月，一位日本游客在黄浦江对岸乘上渡船，被上海人民政府、上海海关、和平饭店北楼、上海大厦等“欧洲建筑的怀旧风貌”倾倒，不停地按下快门，脑中浮现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太阳帝国》（1987年上映）的场景，井上阳水的《为何上海》的曲调，沉浸在观赏外滩全景的愉悦中。但一下船在出口处看到的就是“上海滩摄影服务部”的招牌和摄影三角架，这一瞬间他清醒地回到了现实，揶揄道“这么说我完全是沿着乡下人的上海游览路线观赏了外滩啊”。这一瞬间充分体现了日本媒体打造的西式中国风的虚幻，与现实中的上海的差距。

此外，1990年9月的《周刊读卖》依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采访，报道说“外滩可以说是上海的脸面，可在外滩到处放置着的垃圾箱或是油漆剥落，或是表面被脏物弄得粘呼呼的。‘华侨的名医、性病专科’等广告也随处可见”。但又评点道，就是在这种猥亵中很多人感受到上海的魅力。这是为数很少的，中国媒体对景点的实情进行批判，日本媒体对此表示共识的例子。但把中国媒体所批判的上海旅游景点的落后性看作成一种“魅力”，这种看法与战前把上海打造成“魔都”的日本男性游客的猎奇视线在根本上是相同的。

结束语

从民国时期至今，外滩，豫园和南京路是被受国内外游客欢迎的上海三大景点。在整个20世纪，这三大景点常常是注重外国游客的视线进行改造建设，有时甚至把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吸收进来，建造成符合外国人口味的中国景点。

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中，日中大众媒体看待上海的眼光却大有不同。民国时期的上海， 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仅是座建设落后的旅游城市，但对日本人来说，上海是座面向成年男性寻欢作乐的城市。确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文化大革命为巅峰，日中媒体对于上海的看法也有共鸣之时，但这只是在持有特别感情的人们之间局部地，先驱性地有所共鸣，并没有对日本的大众旅游业产生影响。而到了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本地媒体着重曝光上海作为旅游城市的单调性，观光景点杂乱的地摊及恶劣的卫生环境等问题，与此相对，日本的大众媒体则把上海美化成一个充满怀旧情结和异国情调的“西式中国风”的世界。

从战前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日本游客一直以“西式中国风”的眼光来看待上海。在二战前，把上海塑造成“魔都”的日本媒体，到了1980年代以后，以同样的视线重新包装了上海梦幻。不同的是，在战前，享受“西式中国风”的以知识分子阶层及富裕阶层为中心，但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一般大众游客也能尽情体验了。同时，“西式中国风”一词唤醒了曾在上海盛行一时的对西洋化中国的憧憬，让日本游客在重温怀旧浪漫情调的同时舒展身心，寻一片安宁。在当今的日本，虽然“西式中国风”已不被特别强调，但日本游客仍然从上海的中国式中西融合中感受到异国情调。

（本文作者系日本千叶商科大学副教授，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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