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菲尼迪车祸案调查：肇事者妻子称获伤者安慰_

记者◎陆晴

凌晨酒局

2006年，因为排演音乐剧《雪狼湖》，陈家从深圳来到北京。演出散场，他决定留在这个“更大的舞台”，开始新的事业。几年努力后，陈家已经在这个新进入的编舞圈子里获得了口碑和很多稳定的合作机会，贷款买了房子、车子，结了婚，在出事的那个初夏，他正忙着准备正式成立舞蹈工作室。“一切都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着。”妻子谢小宁这样说。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位多年跟着陈家跳舞的舞蹈演员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对工作要求极高、近乎苛刻的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生活中又对他团队里的舞蹈演员相当仗义，这也是他在2010年5月9日凌晨出现在酒桌上的原因。

睡到中午起床，十三四点开始工作，跳舞、排练，22点结束工作，回到住处洗澡、吃饭、听音乐，夜里3点睡觉，再到中午起床，这是陈家和朋友他们这些舞者的生活和工作规律。他们没有固定工资，接到活儿就有钱，“跳一场下来1000块钱，一个月最多算满了跳10场，也就这样了，基本只够自己吃喝玩乐。”28岁的苗瑞3年前慕名来到陈家的团队，团队里更多是比她小个两三岁的“85后”，“一场一场跳出来”的钱，挣得快花得也快。

5月8日21点多，陈家还在编舞，漏接了团队里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打回去对方说自己过生日，想约大家出来坐坐。“他当时挺累的，本来不想去，但是那个女孩说了几次，他可能也觉得应该给这个面子，老板也应该买单。”同行的杜晨告诉本刊记者。22点多，陈家从排练厅收拾完回家洗了澡，待了一会儿才出门。他和另外一个男孩一起，在路边等了一下没有出租车经过，便掉转头回去启动了刚买不久的那辆黑色英菲尼迪。谢小宁告诉本刊记者，在结婚后有了家庭他们才有了买车的需求，拿手头的20万元付了首付，贷款50万元，2010年初才提车，距离车祸短短数月。

5月9日凌晨2点多，陈家到了位于三里屯的蓝蛙餐吧，桌上只剩了半瓶红酒，给他倒了一小杯，“就是一大口的量”，喝完这杯酒他们等来了另一个朋友。之后过生日的女孩提议去个热闹点的地方，3点半左右，他们换到了相距不远的“工体”Vics酒吧，因为其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也在那儿。“我们就直接去了朋友的那个包厢，‘家哥’又要了酒，一般我们出去在一起聚都是他买单。”杜晨向本刊记者回忆。

在事后法庭上公布的视频证据中，在当晚阴暗的酒吧包厢里，陈家在不到两个小时里一共举杯17次，喝的是酒精含量40%、每瓶750毫升的洋酒，根据公诉人的说法，陈家他们总共开了5瓶酒。

凌晨5点半左右，他们离开酒吧，同方向的3个人上了陈家的车，过生日的女孩坐在前面副驾座位上，后面坐着杜晨和另一个男孩。“印象里他还挺能喝的，当时他自己说觉得喝这些酒没什么问题，我们看着他也没事儿。”杜晨说，他们打算先把女孩送到国贸，自己跟着陈家回他在东四环外的家，凑合睡几个小时第二天就一起直接去排练了。“一路上我们都在聊天，车里放着音乐，肯定在出事之前也不会预先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么，在路口看到那辆车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一年后，杜晨回忆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还是觉得后怕。

致命的车祸

陈家他们从长安街自西向东往家里开的时候，陈伟宁和爱人王辉带着6岁的小女儿也开在同样的路段，只比陈家早了点，停在了永安里路口。因为小女儿肚子疼，他们半夜里带着女儿去儿研所看病，回家路上，陈伟宁开车，王辉坐在后排面对面抱着女儿。“他们两口子对这对双胞胎女儿教育、生活各方面特别重视，非常细心，从不掉以轻心。”他们多年的好朋友王祝平向本刊记者回忆说。

事后让所有人惊讶于造化弄人的一个信息是，两家人竟然住在同一个小区。谢小宁说，这是一个让她到现在还会觉得汗毛倒立的事情，“而且两个人都姓陈”。

监控录像中，清晨的长安街路口车并不多，陈伟宁家的白色菲亚特静静地停在停车线后等红灯，如同这家人的性格，“温和、讲理、守规矩”。几秒钟前，陈家在他们身后的前一个路口为了抢一个灯超过了一辆货车，之后他向远处的永安里路口看了一眼，绿灯，他没有减速，更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菲亚特轿车。陈家在法庭上的回忆是：“车上的人一直在吼、逗，吵着要换音乐，我就扭头和他们说话，当我回头的时候，白色菲亚特就在眼前了，从看到白车到撞上去，也就一两秒钟的时间。”

因为行驶速度过快，菲亚特在左后部遭到英菲尼迪撞击之后向反方向弹出去，转了3圈后在20米开外才停下来，在强大外力挤压下，两厢车变成了一厢车，方向盘也飞了，车里没有任何空间，还留下了王辉的一只鞋。事发地段限速60公里/小时，而之后公布的数据显示，陈家驾驶的英菲尼迪当时的车速在110～120公里/小时，车在撞击失控后又撞上了右侧正在左拐的639路公交车后才停下来。

“我们当时都蒙了，整个过程太快了。”杜晨告诉本刊记者，车停下来后，也不知道嘴撞到什么地方，就记得从嘴里吐出来一口血。本来车少有序的路口，人群渐渐围拢过来，陈家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因为觉得很难受，那个女孩陪他打车去医院，杜晨他们两个留在原地。“家哥临走说让我们打110还是120，我们两个身上也没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后来路人纷纷报警叫来了救护车。很多人骂我们不去管人家，我说不好他是怎么想的，我自己是特别害怕，始终就没敢往菲亚特那边看一眼。”

救护车将陈伟宁一家三口分别送到3家医院抢救，受伤最重的陈伟宁被送到医院时“只剩一口气”，几小时后过世了，小女儿在10天的抢救过后也还是离开了人世，王辉虽然幸运地活了下来，仍然遭受了足以致命的重伤。王辉的伤包括三部分，先是骨折，包括脊椎、腰椎、肋骨、左腿、左右足全身共13处骨折，都是关键部位，“说白了就是人已经碎了”。王辉的律师邢赫尘这样对本刊记者形容。因为当时倚在后座上，颈部收到撞击受伤严重，导致“四肢不全瘫”，身体的左半部分运动神经受损，左手左腿没有知觉。“经常去她家里就知道了，每天早上起来，他母亲和表弟要给她按摩半个小时，身体才能恢复一点知觉，需要不断地按摩。”右半部分感觉神经受损，对冷热没有感觉，握手也不会感受到对方身体的温度，还有就是多处神经组织受到严重损伤。邢赫尘告诉本刊记者，王辉在受伤后的一年中接受了十几次手术，医药费花了120万元左右，虽然恢复得比较理想，“但还是目前这种状况，现在左小腿还固定着一排钢钉，脚踝附近到处是疤痕，皮肤都是一块一块的，脖子上还有一道伤疤，脖子后面植入了一块永久性的钢板”。

除了身体，更严重的当然是失去至亲后心理的伤痛。王辉在车祸中失去了丈夫和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曾经幸福的四口之家不复存在。她在治疗过程中还要用绝对强大的意志给自己做心理调节，她在博客和微博里书写了一部分对亲人的想念，名字叫“爱人永远出差中”，王祝平对本刊记者说：“我们是从小的交情，这次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她承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痛，却比以前表现得更坚强。”

肇事者陈家

5月9日当天15点多，陈家在自己的家中被捕。“我当时在外地演出，不然那天晚上肯定陪他去了。”谢小宁向本刊记者回忆，“接到交通队电话赶回来，看到他被关着，戴着手铐，他坐在那儿抬头看我说对不起，眼神无助极了，孩子一样，我过去摸摸他的头。”陈家的妻子也无法理解他在第一时间离开车祸现场的行为，“他其实不是那种置别人生命于不顾的人，我觉得他现在一定后悔极了”。事故双方的辩护律师都向本刊记者表示，他的这一行为其实和最后的重判有直接联系。陈家的辩护律师陆骏峰告诉本刊记者：“法院认定陈家撞车后逃逸，虽然他手机也在车上，人却回家了，不知道他当时什么想法。”

在庭审的最后，陈家向陈伟宁的父亲鞠躬谢罪，他说“对不起”这3个字对于他们“太渺小”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赔偿，希望能代替陈伟宁“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尽全力弥补自己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一年多都没有见到他，电视上再一看，已经完全找不到一丝他原来的样子了。”苗瑞说。

陈家1979年出生，父亲是当地一家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工作人员，母亲在他十几岁便过世，还有一个小他6岁的弟弟，不到20岁他就离开湖南老家，到大连艺校学舞蹈，之后在很多地方表演奔波，2001年到深圳，开始给夜总会编舞，或是给大型演出排舞。东北人王峰从那时就跟陈家在一起，一直到后面跟着他来了北京，他告诉本刊记者：“陈家特别用功，他尤其喜欢欧美风格的舞，那会儿还是录像带呢，他就一遍一遍地反复看，把动作扒下来，我们那会儿一起租房子住，我记得他经常穿个大裤衩在那儿跳，一跳到半夜两三点。”几年的时间在深圳挣下了一些钱，没有给自己置业，而是在老家给父亲买了套房，几年下来弟弟的学费也都是由他支付。

2006年，在北京排完《雪狼湖》，陈家留在了北京，成了标准“北漂”，凭借着以前积累的一些关系“几乎是白手起家”，逐渐有了自己的团队，十几个跟着他的舞蹈演员。在团队里，陈家身兼编舞、教练、经纪人、老板多重身份，自己也跳舞。王峰告诉本刊记者，陈家比舞者的收入会多一点，最好的时候大概一个月能有2万多元，而且租排练厅每个月七八千元的费用都是他支付，平时打车、聚餐的钱也都由他来出。“对我们这些人仗义也是我们这么多年跟着他的原因。”苗瑞回忆说，陈家说过一句话：“我以前也是舞者，我知道舞者有多辛苦。”

从出事到开庭之前，谢小宁就只见了陈家那一面，陈家最后跟谢小宁说，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当时结婚才半年，24岁的谢小宁，从此独自一人，扛起了陈家舞蹈团的工作，扛起了代替陈家面对受害者的巨大压力，以及她能力范围之外的巨额赔偿，此前，她只是一个“什么也不用想跳舞就行了”的小姑娘。

判决和补偿

在陈伟宁的追悼会上，公司领导致悼词的时候说他是“公司未来的希望，现在的中流砥柱”。35岁的陈伟宁当年以江西省武宁县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后来认识了北京大学自己未来的妻子王辉，回老家结婚的时候在全县城里都很风光，“清华、北大的组合仅此一家”。两个人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婚后还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在朋友和外人眼里，他们是“绝对的金童玉女”，过的是最平淡幸福的生活。

“一边是菲亚特，一边是英菲尼迪；一边是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一边是大家认为的娱乐圈的人；一边规规矩矩等红灯，一边超速、闯红灯，还喝了酒。这种对比造成的人们感情上的倾向太强烈了。”陈家的辩护律师陆骏峰对本刊记者说。

“交通肇事罪就是过失，危害公共安全是间接故意，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明知喝完酒后不能开车、不能超速行驶，明知可能发生这些危害后果还去开车，这就是放任，是间接故意。”陆骏峰介绍说，危险驾驶，也就是酒精含量大于80毫克视为酒驾，拘役最高6个月，交通肇事3～7年，逃逸致人死亡的7年以上，危害公共安全10年以上至无期，最高死刑，3个罪名的惩罚等级递增。

谢小宁告诉本刊记者，听到判决结果，她离开法院一个人直奔香山，虽然已有所准备，无期的结果还是超过了她的心理预期。关掉手机，她坐着缆车到了山顶一个人坐着，这一年她经历了超过了一个25岁女孩能有的担待。为了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她在这一年里四处筹集医药费和赔偿款，从最开始跑到医院送钱，在王辉的治疗过程中，需要用钱，她这边有钱就送，没钱就赶紧借，之前的66万元分了16次，去年10月一次性给付25万元，今年1月份30万元，这样达成的300万元的协议已经支付了130万元，在开庭前又给法院送了75万元，将近200万元都是她自己到处凑的。“还有一点让我感动的是，她从来没问过陈家可能会判多久，就觉得这是她一个妻子应承担的。”陆骏峰说。

“我和王辉姐其实有些像，我们都能在逆境中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继续坚强下去，她一直很照顾我，善良的人之间能互相理解。”实际上，从香山回来，谢小宁开机收到的第一条短信就是王辉发来的，在车祸过后的一年中，两个妻子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支持。“王辉姐曾跟我说，以前很多记者总是问她恨不恨陈家，她说，这个‘恨’字是不会从我嘴里说出的，这会让我变成一个心里有恨的可憎的人。”

谢小宁还记得，第一次去医院送钱面对陈伟宁“亲友团”时的战战兢兢。“有一阵我就在想怎么会有手机这种东西，随时都能找到我，但是我也不敢关机，那边随时有需要我都要配合，也只有我。我记得第一次要坐下来谈赔偿金额的时候，他们对面坐了好几个人，亲友、同事，我这边只有我和另一个陪我来的小姑娘，我一直紧紧地攥着她的手，抖得要命，他们第一次说要1000万元的时候我完全傻了。”王辉的律师邢赫尘也回忆说，谢小宁又瘦又小，最开始的几次一直坐着哭，这边家属说什么她就是低头听着。

“所以我很感激王辉姐，我去看她或者我们电话联络的时候，她还经常会安慰我。”在双方的不断接触中，一方面谢小宁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另一方面她一个人四处借钱的处境也逐渐被理解，最终达成了366万元的赔偿谅解协议，剩下的170万元，谢小宁已经把房子谈好价钱由法院查封了。对她来说，四处表演、排练的生活虽然没变——这毕竟是她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但是舞蹈带给她的快乐已经不在了，“她每跳一场挣的钱，肯定都先去还200万元的债了”。

366万元的赔偿，虽然已是目前为止同类事故赔偿金额的最高数值，但是相比王辉今后所要面临的手术和治疗费用，未来的生活来源和大女儿的抚养花费，300万元却仍然是个太小的数目。一场酒后的车祸，把两个蒸蒸日上的幸福家庭陷入无尽的窘境。■

(本文部分当事人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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