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脱口秀的本质是梗文化

（ICphoto/图）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播到尾声，给人留下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档遭遇公司内部危机事件与疫情双重冲击的娱乐节目，在播出过程中因为时而出现“炸场”节目而吸引关注，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的确，在“2020年谁都过得不容易”这个说法下，《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制造的笑声弥足珍贵。

悬念感会强化娱乐性，为了追求悬念，《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设计了“残酷”的赛制，在给表演者制造了过大压力的同时，也因节目呈现演员现实生活与创作的“不容易”，因此带来的“悲情感”成了双刃剑，过多地让观众产生共情是有风险的，那会带来一种看不见的疲累，学会把作品从繁复的综艺感中切割出来，用更为纯粹的幽默与智慧取悦观众，会增加这档节目的魅力。

第三季《脱口秀大会》让它的一个特点被放大得尤为清晰：就是观众不再喜欢深度，只是喜欢笑声，如果一名表演者试图通过他的作品输出价值观，或者尝试讨论某个带点深度的问题，那么他得到的票数将会低于单纯奔着搞笑目的去的演员。因此，那些喜欢在段子中融入思考的“前浪”们在这一季倍感困惑，“脱口秀的天变了”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之一，而像李雪琴、何广智、杨蒙恩、王勉等这样的“后浪”，成为“脱口秀新宠”，李诞说，他们无需创作，只需要把生活中的“苦难”说出来就足够好笑了，而大张伟的评价标准更简单，只要发现一个让他觉得“神经病”的点，他就会拍灯。

这是中国脱口秀发展到现阶段的真实状况，社会与娱乐环境、传播平台与观众心理在推动着这个特别的娱乐形式，在“浅水区”扑腾。对于娱乐心态的敏感发现与迎合，是《脱口秀大会》赢得蓬勃生命力的秘密所在。虽然有着“脱口秀”的名声与形式，但在本质上，中国脱口秀还是网络梗文化的变体，而梗文化，又是起哄文化、弹幕文化、网红文化的综合体。《脱口秀大会》是漂流于网络娱乐大海上的一艘船，这是它有别于《今晚80后脱口秀》的最大不同之处，后者依赖传统的电视媒体进行传播，转型与变身速度都慢，且受诸多条件约束，网路播出的《脱口秀大会》骨子里的网络属性，决定了它会走得更远。

即便到了第三季，《脱口秀大会》对于梗文化的依赖依然严重，除了“工厂女工梗”“双胞胎梗”外，王建国的“谐音梗”仍在继续，虽然屡被吐槽，但观众似乎已经接受了“谐音梗”这个尴尬且重复的搞笑手段，程璐、ROCK的“离婚梗”几乎每期都讲，虽然演员表示内心苦涩，但之所以仍然选择“离婚梗”，是因为陪伴他们很长时间的观众，已经通过这个梗与他们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亲密的联系，这符合脱口秀的定义与调性——在较小空间长时间的相处，彼此拥有暗号性质的语言，通过嘲笑与自嘲带来的笑声，把不懂这种关系的新观众屏蔽在外。

本季《脱口秀大会》的一个亮点是，对于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和情感关系的吐槽，真实地折射出当下年轻人的焦虑。在节目中骂老板、表达社交恐惧、鄙视直男、对恋爱和婚姻持拒绝姿态，都会博得观众的掌声与大笑声。其中帮助王勉拿下当场比赛最高分的《当代年轻人的逃避方式之歌》，以近乎摇滚的形式“嘶吼”出了年轻人逃避一切的心声，满足了观众的情感宣泄需求。演唱者被认为是这届《脱口秀大会》的超级黑马，也成为一位新的网络情绪代言人。

和西方的脱口秀演员相比，中国的脱口秀演出还处在一个造星初期，各种局限致使无法出现一名或多名可以到达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脱口秀表演者，和美国知名脱口秀演员多为中年人甚至不乏老年主持人不同，《脱口秀大会》最受欢迎的多是非常年轻的演员，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表演者如此依赖网络梗文化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是他们快速与受众建立关联与共鸣的最佳渠道。如果下一季《脱口秀大会》想要有更大的格局以及赢得更广范围的观众群，有必要克制“梗依赖”，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寻找新的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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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